闲话周家桥往事
周家桥地区地处周家桥街道中部。北缘吴淞江，西至古北路，东沿中山西路的长宁路两侧，系得名于域内一座同名木桥。
从民国初年起的20余年间，许多实业界人士至此购买土地，开设申新纺织一、八厂、日商丰田纱厂、民生纱厂和天原电化厂等10余家。万余工人散居厂区周围各村，或租屋、或租地造屋安家。白利南路（今长宁路）逐渐形成街市，后又向东延伸到极司非而路口（今万航渡路）的三角场及中山路（今中山西路）口，周家桥的范围自然扩至强家角、沈家郎等村落。
”周中鋐与周家桥
如今周家桥地区的道路指示牌上已是一个个新式小区
最初的“周家桥”并非地名，而是桥名，这个名字的来历还与清雍正年间的松江知府周中鋐有关。
相传周中鋐是个爱民如子、两袖清风的廉吏。1727年，周中鋐奉命督办吴淞江疏浚工程，在陈家渡（其旧址位于今苏州河北岸、长风公园西侧）筑坝遇到了麻烦。次年，周中鋐乘舟亲自到现场督工。不幸落水殒命。
1909年刊行于上海的《图画日报》中关于周太仆祠内容
（图片来自黎云昆的新浪博客）
堤坝修成后，为了纪念周中鋐，当地百姓在坝边筑起一小祠堂。后来，周中鋐以身殉职的事迹上达天听，雍正御笔朱批，下诏谥赠周中鋐为太仆寺少卿，赐祭葬。1761年，周太仆祠在小祠堂的原址上重建。
据说这周太仆祠“岁时报享，祈祷皆灵”，香火旺盛。由于周太仆祠位于吴淞江（即现苏州河）北岸，从上海县城到祠堂必须经过吴淞江支流西芦子浦。为方便过河，人们就在西芦子浦上修造木桥一座，即名“周家桥”。1911年公共租界当局填没西芦子浦，越界辟筑霍必兰路（今古北路），周家桥因此消失，但“周家桥”三字却被当作地名保留了下来，沿用至今。
三元宫坤道院（原周太仆祠）里供有周中鋐像
“谋天厨原料”之地
旧时周家桥附近分布有李家门和宅里两个村落，住着顾、姚、裘、李四姓约二、三十户人家，以种菜、捕捞和纺纱织布为生。清末民初，工部局越界新辟白利南路（今长宁路）、霍必兰路，延伸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以后，周家桥一带便捷的水陆交通吸引了许多实业界人士纷纷来此设厂，原本宁静的村庄逐渐为拔地而起的厂房所取代，周家桥地区在隆隆的机器声中渐次繁荣起来。
1929年，白利南路以北、靠近苏州河的一块面积为24亩的空地迎来了一位新租客。此人即是民国时期著名的企业家吴蕴初。他不仅亲手研制出味精，打破了日本“味之素”在国内市场的垄断，还开办天厨味精厂，开创了中国调味品行业的先河。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生产味精的主要原料—盐酸却不得不依赖进口。
为了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吴蕴初与合伙人张逸云等集股20万银元，以每年6000元的价格从地主匡仲谋手里租下白利南路上的这片土地，创建了国内第一家氯碱工厂——天原电化厂股份有限公司，天厨味精提供原料，“天原”即意为“谋天厨原料”。
公私合营上海天原化工厂
天原化工厂创始人吴蕴初与李宗仁(1948)
吴蕴初为了天原的发展可谓煞费苦心。天原的所在地属于美商上海电力公司的供电范围，理应使用美商的电力。但当时上海特别市政府却规定，这一地段的中国厂商必须接用华商电力。可是，华商闸北电厂远在沪东的殷行地区，不但要远距离竖杆拉线，其电费又比美商昂贵。还好，在市政府的规定里还留了条“尾巴”：如果确需使用外商电力的，可酌情办理。
吴蕴初遂找到社会局局长潘公展，请他出面通融。孰料，闸北电厂总经理陆伯鸿认为这“有涉国权，不可含糊”。美国人也在此节骨眼上趁火打劫，通知吴蕴初，接到天原的电力将涨价一倍。骑虎难下的吴蕴初只好请出工部局华董虞洽卿、袁履登等居间调和。经过这番折腾，天原才勉强用上美商的廉价电力。旧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艰辛由此可见一斑。
在天原化工厂原址内设立的吴蕴初纪念碑
好在吴蕴初经营有方，不过数年光景，天原的资本总额就突破100万元，生产盐酸用的电解槽也实现了国产化，成为那个年代中国化工行业的翘楚。
除天原电化厂外，荣氏家族的申新一厂、申新八厂以及日商丰田纱厂、民生纱厂等10余家企业也开在周家桥地区。万余产业工人散居在厂区四周，有的租房居住，有的租地造屋安家。周家桥的范围亦随之扩展到强家角、沈家郎等村落。
申新纺织第一厂
畸形的周家桥米市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周家桥地区的工业勃兴戛然而止。八一三事变期间，此地屡遭日军轰炸，域内工厂大多被毁，民房大半化为废墟，仅天原厂损失就超过30余万元。
1939年，汪伪上海特别市政府沪西区公署在那里设置周家桥镇（抗战胜利后撤销），控制着沪杭铁路以西的大片土地。1942年，汪伪政权为推行“清乡”政策，在上海市区外围修筑竹篱笆封锁线，阻断近郊粮食输入市区，导致市内粮价节节攀升。
但很快，有精明的市民发现封锁线两边的米价高低悬殊，封锁线外的大米每石200元，而市里则高达440元。于是，不少跑单帮者冒着生命危险，趁着夜色，或绕小道，或穿水路，肩挑背负，伺机拆去篱笆，钻过封锁线。
老米行旧址（长宁路古北路头上的54路车站）
周家桥处在市区边缘，其西面的北新泾就建有封锁线，这里因而成为贩米单帮的中转站。从中山路（今中山西路）到沪杭铁路间的白利南路集中了大量米店米摊，名噪一时的“周家桥米市”应运而生。当时的中共淞沪地委机关也一度设在周家桥，以开米店为掩护。
此间，大批难民涌入周家桥一带，在苏州河南岸的河滩、荒地上，连片的棚户简屋一眼望不到尽头，周家桥成了上海人眼里的“下只角”。直至建国后，这些棚户区被逐一拆迁，而包括工厂搬迁在内的大规模旧区改造则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
居民的危棚简屋
原周三居民区
苏州河上最后的船渡
提起“强家角”，周家桥的“老土地”们无人不知。这原是苏州河畔一个小村落的名字，村里以强姓居多，故名。
强家角村最出名的就是设于该地的船渡。强家角船渡始于清末，起先是村民自设的义渡，从强家角出发，横跨苏州河，北抵今光复西路，行程约50米。1928年，市公用局发文规范全市渡船和码头的规格，靠天吃饭的农民哪有闲钱按照规定行事？于是，强家角船渡通过招商，由永豫东路船渡（在今西康路宜昌路一带）的老板来承办。
上世纪90年代的强家角船渡
解放后，强家角船渡于1956年以资产入股方式并入市轮渡公司，后又对码头进行扩建改造，船只改用钢质电动渡船。每天4点45分至23点30分营业，不设固定班次，只要乘客略多即开航。1990年，日渡客量近3000人次。
过去苏州河上的轮渡运输曾十分繁忙，最多时共有7个渡口，10多条渡船，200多轮渡职工。据老一辈回忆，苏州河上的摆渡费，起初为一分钱一渡，后来逐步上调到二分、五分，最贵也仅一毛钱。
然而，伴随上海道路交通的大发展，苏州河上的摆渡口一个接一个地停航，强家角船渡成了苏州河上硕果仅存的一家。
苏州河上最后一个轮渡强家角渡
（图片来自申哥_老上海风情万种）
1997年12月16日上午9点半，当沪航客107轮载着数十名乘客从光复西路驶抵强家角后，这座苏州河上最后的船渡完成了它的使命，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一座钢筋水泥的人行桥。
2005年上海地图上的周家桥
周家桥的变迁也折射出近半个世纪以来上海日新月异的发展。其实，像周家桥这样今昔“两重天”的地区在上海并不止一处，与上海的“两湾城”等许多棚户区一样，都纳入了上海变迁的史册，只是，它们过去的故事，或许也都随着时代的变迁一同湮没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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